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8年12月1日-2日在北京召开,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许善达解读国家减税了,企业却没有获得感。“减那么多税,为什么税收增长还那么快?”许善达说,在调研中发现三个原因,营改增后征收率提高,供给侧改革后煤炭、钢铁等投资品价格上涨导致税收总体增长快,此外营改增后留抵税款压力加大。许善达说,财政部已经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前景很快就会实现。”此外他还表示,判断国家税负高低不能以其他国家比较作为判断标准。
征收率提高 小企业税负增加
许善达介绍了中国税收政策改革的历程,国家从十八大以后,我们对于税收的政策还是有了很多战略性的调整。2016年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定是我们从1994年改革以来最明确的一次战略方向的调整,是财税战略的一个重大的调整之一。明确要降低宏观税负,也就是说认为201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偏高的。
按照这个决策,这段时间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以减税为主,也有一些个别的政策加点税,但那不是主要的。减税为主里面最主要的还是营业税改增值税。2016年,全国全面实现营改增,是一种减税的措施。2016年减税以后,企业的反应获得感不强。后来2017年的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亲自决定,他提出有两个调研的课题,有一个课题就是关于营改增,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课题的调研。调研以后我们写的报告,第一个内容就是营改增减税的政策基本落实到位,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区域或者是一个行业营改增减税政策完全没有落实。
我们在调研中间看为什么减那么多税,税收增长还那么快?为什么企业获得感不那么强呢?我们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小企业的税负是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在营业税这个制度没改以前,他们对外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经常不开发票,购买上也无所谓,反正我交营业税,我买你的东西,我交的税跟你的发票也没什么关系,我就是报账。所以,征收率比较低。改了增值税以后,每一个企业要是不给你的采购商开增值税发票的话,你的税他要替你缴。所以,营改增以后的增值税的征收率要比营业税的时候要高很大的一块。所以这部分主要是小企业明显负担上升了。现在一个税制的变化,就是提高了征收率。
第二,2015年底实行供给侧改革,到了2015年、2016年、2017年去产能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一些基础材料的价格开始上涨,像煤炭、钢铁,而这些领域税收的量是比较大的。这些价格上涨,税收征得比较多。而这些价格上涨还没有完全递沿到消费的环节,消费价格涨的幅度并不高,而投资品涨的价格比较高,我们的税收从投资品里收的税比较多。因此,这部分税收增长的速度快,也是我们总收入增长快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1994年设计增值税,当时我们主要是要学习欧洲的增值税。欧洲增值税比较规范,他们搞了差不多几十年了。他们其中有一条,每个月核算一次,如果这个月你销售的税比你购进的税要多的话你就缴税,如果你销售的税比你购进的税少,税务局当月就给你退税。这是欧洲增值税的制度。我们1994年搞税制改革的时候,我们的专家都知道这个制度,我们考察很多次,研究很多次,但是当时在设计我们增值税的时候就没敢这么列。为什么?1994年政府收入太少,当时的任务是要提高宏观税负,要提高收入占GDP的比重,要多收税,不然的话政府就非常困难。因此,每个月他要是销项小,再退税,我们财政受不了。所以,当时就说这个税将来还是要给企业,但是我们就起了一个名叫“留底税款”,这个税先不退给你,账上记着,等你什么时候有了销项了再来对冲。这个制度在1994年那段时间影响不大,但是到了营改增以后,购买设备、搞基建、厂房,所有你的购进,特别是投资型的购进都有留底税款了。对一个企业来讲,留底税款的范围就扩大了,数量也增加了。如果是一个正在经营中的企业,这个矛盾还小一点,因为他每个月还有销项。对于刚刚投资的企业还没有生产的企业,这一部分留底税款压力就比较大。
留抵税款改为退税的规模将加大
我们调查,比如有一个企业投资大概有200多亿中间就有18亿的留底税款,两三年时间这18亿的留抵税款要承担融资的困难,提高了资产负债率,而且还要提供融资成本,这个钱等于政府就先用了,他什么时候有销项呢?像这样的项目,有的高科技重资产项目,投资要投三年,要完全实现设计能力要五六年,也就是这几年之内他的销项很少,而进项很多,这样这个企业就承担这部分,资产负债率提高,融资成本提高,同时给政府提供的是无息的政府负债。
调研以后,当时给政协的报告,除了给中小企业要减税,因为征收率提高了。其中我们的建议有一条就是要把留抵税款,现在可以按照欧洲规范的增值税改为退税。这个建议在政协得到了肯定。所以,2017年调研,2018年换届,3月份开“两会”,3月下旬国务院开了会,决定把留底税款改为退税这个方向。
许善达说,财政部拿出来1100多亿的资源,在9月底之前都落实到全国各地,把原来历史结算的留抵税款,用这1100多亿改成退税退给企业了。现在看企业留抵税款的数量还有,因此这部分并没有完全地解决,我们的建议是五到十年慢慢地把存量消化掉,这样企业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企业减少融资成本,对当前整个供给侧改革都是非常有利的措施。前不久财政部长专门对全国发表了讲话,他提出来正在设计大力度的减税降费的措施,我想减税降费的措施里一定会加大留底税款改为退税的规模的数量,前景很快就会实现。
税负高低不能跟国外比
此外,许善达还表达如何判断税负高低的看法。
许善达说,十八大以后,当时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宏观税负应该如何来判断。当时专家们有三种意见,有的意见说我们要提高宏观税负,因为我们国家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比很多国家低,应该提高。还有的认为我们的税负不高不低,可以维持。当然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已经偏高了,我们要降低宏观税负。
许善达认为这里有一个判断指标的问题,很多人判断高低用国外的指标,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作为自己提出判断的依据,我认为这个判断依据是不对的。宏观税负的高低是个政治判断,因为每个国家政府开支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个国家企业经营状况也是不同的,这个判断依据是不成立的。所以,当时争论以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讲了“我们要稳定宏观税负”,这个意见是决策层做出来的。
宏观税负的判断是对于整个国家收入支出、企业经营情况、税源情况和政府开支有总的一揽子的一个判断。我认为做出这个判断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稳定宏观税负是一个短期的工作,我在这段时间以内先稳定,等我做好了判断,判断准确了,我再做出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在2016年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降低宏观税负”。
做出这个偏高的决议,不是我们的宏观税负跟外国谁比,而是我们中国自己,中国政府要做什么事,需要多少钱,我们的企业经营创造财富能够承担多大的负担,在这样几个因素综合的考虑下面做出的这样一个决策。